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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修志：19世纪朝鲜哲宗时期的王权运作与对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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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朝鲜哲宗时期的
王权运作与对华关系
1799年清高宗乾隆皇帝去世，1800年朝鲜正祖国王去世，清朝与朝鲜关系进入波谲云诡的19世纪，朝鲜政局也从18世纪的“荡平政治”转向19世纪安东金氏、丰壤赵氏主导的“势道政治”，并在哲宗时期达到巅峰。受安东金氏的全面控制，哲宗王权被极度弱化，对华关系因清朝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呈现新面貌。管见所及，国内学界对哲宗时期尚无专门研究，仅少数学者关注朝鲜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认知。韩国学者多聚焦安东金氏统治、三政紊乱、壬戌农民起义等，闵斗基、河政植及日本学者原田环、三好千春对朝鲜视野中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有较多关注。但多数学者将内部政治与外部关系做切割处理，未深入探讨哲宗时期的两次“史册辩诬”，这无疑遮蔽了哲宗时期复杂的内外危机和政治逻辑。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哲宗时期重构历史“往事”和制造他者“贼夷”的手法，阐释朝鲜晚期的王权运作机制与对华关系的嬗变。
19世纪朝鲜王权的一个特点是，国王皆是年幼或年少即位，即位初期必然经历垂帘听政，如纯祖即位后由英祖的贞纯王后庆州金氏垂帘听政，宪宗即位后由纯祖的纯元王后安东金氏垂帘听政，哲宗即位仍由纯元王后安东金氏垂帘听政，高宗即位后由宪宗母亲神贞王后丰壤赵氏垂帘听政。这既是“势道政治”产生的原因，也是“势道政治”发展的后果，导致每一代本就先天不足的王权在成长初期就已被“势道政治”控制，后期难以突破其权力包围，以至于国王成为金赵两家的傀儡，这在哲宗时期达到高潮。 宪宗十五年（1849），宪宗无嗣而逝，安东金氏与丰壤赵氏围绕王位继承人问题展开激烈角逐，两大外戚集团各以纯元王后金氏、神贞王后赵氏为后宫代表在王族旁支中寻找棋子。最后，纯元王后以长辈身份占得优势，选取恩彦君李裀之孙李元范为王位继承人，封德完君，命郑元容前往江华岛迎接李元范，改名李昪，入承纯祖大统，成为纯元王后的养子。 安东金氏扶植哲宗即位只是压制住丰壤赵氏的暂时胜利，但哲宗背负着自英祖以来政治斗争的沉重历史包袱，即位之初就面临王权合法性问题。首先，哲宗家族屡出“逆贼”“罪人”，曾祖庄献世子在“壬午事变”中被英祖活活饿死于米柜，祖父恩彦君李裀则不断获罪，年少时被英祖流放至济州岛，后因其子常溪君李湛卷入洪国荣事件被正祖流放至江华岛，纯祖即位后又因时派、僻派党争而兴起的“辛酉邪狱”被牵连赐死。宪宗即位后，哲宗哥哥怀平君李元庆又因闵晋镛试图拥戴而被赐死，哲宗家族又被流放至江华岛。哲宗即位当日，纯元王后提及其“往事多难”“久居乡外”，确为实情。其次，哲宗作为王族旁支入承纯祖大统，成为纯祖和纯元王后的养子，但从辈分上来说，他是宪宗的叔父，叔父继承侄子的王位，在礼法上存在诸多棘手问题。 所以，哲宗即位之际，一方面，安东金氏需要尽快解决这一系列“往事多难”的合法性问题，因为巩固哲宗的王权合法性就是强化安东金氏的执政名分，王权已被安东金氏裹挟捆绑在权力斗争的战车上，变异为政治傀儡。另一方面，安东金氏需要加强对哲宗的控制，同时加紧打击丰壤赵氏，削弱其政治联盟，确立金氏一尊独大的地位。归纳来说，安东金氏主要采取了以下举措。 第一，确立垂帘听政体制，全面恢复哲宗家族名誉。新王登基之际，纯元王后垂帘听政，确立安东金氏对朝堂的控制。在哲宗即位前一天，纯元王后下令为哲宗祖父恩彦君恢复爵位，建造祠宇，同时删改公私文籍中有关恩彦君的罪行记录，新建恩信君李禛的祠宇。哲宗即位几日内，纯元王后又下令按照德兴大院君的前例，追封哲宗生父为全溪大院君，恢复伯父常溪君李湛的爵位，追赠伯父丰溪君李瑭及兄长永平君李昱，追封嫡母、生母为大夫人。次年，纯元王后又下令恢复哲宗叔祖父恩全君李禶的爵位。在纯元王后和安东金氏的主导下，哲宗家族谱系的历史污点被扫除，得到全面美化，王权合法性大大增强。 第二，为哲宗制定读书计划，婚配安东金氏。哲宗长期失学，读书匮乏，即位次月，纯元王后与郑元容、权敦仁商议哲宗的教育问题，实则对其进行政治引导和思想规训。纯元王后认为哲宗“今日之所恃者，惟诸大臣之同心辅导也”，郑元容以张居正辅导万历帝为例，提出须令大臣参与讲读，“随事规谏”，“朝读《论语》，暮讲《通鉴》”。哲宗二年，安东金氏将金汶根的女儿嫁给哲宗，即哲仁王后。不久，纯元王后弟弟金左根成为领议政。这样，哲宗的养母、妻子、岳父、老师、首相等全是安东金氏的人。 第三，掌控备边司、议政府，扩大金氏势力。备边司原为16世纪朝鲜设置的边防部门，其权力在壬辰战争后得到强化，朝鲜后期逐渐取代议政府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哲宗即位后，纯元王后很快进行人事调整，任命弟弟金左根担任备边司堂上官和总戎使，此后，安东金氏成员多在备边司中担任堂上官、提调官，掌控军政大权。据学者统计，哲宗在位14年期间，安东金氏在备边司中的人数增加了3倍。不少官员通过联姻的方式加入金氏阵营，使金氏势力渗透到各个领域。 第四，发起“辛亥礼讼”，驱逐赵氏势力。哲宗二年（1851），宪宗的三年之丧结束后祔庙，但根据“诸侯五庙”原则，朝鲜宗庙里只能祭祀太祖及四亲（二昭二穆），而宪宗祔庙就意味着哲宗需把一位国王迁出，朝鲜围绕真宗祧迁引发了“辛亥礼讼”（“辛亥祧迁”）。安东金氏集团中的洪直弼认为宪宗祔庙后庙数已满，应把真宗迁到永宁殿，而丰壤赵氏集团中的权敦仁、金正喜则主张真宗作为哲宗曾祖不能迁移。作为舆论主体的成均馆儒生和三司攻击权敦仁“忘君误国”“倡为邪论，疑乱邦礼”，纯元王后也下教旨斥责。最终，真宗被迁出宗庙，权敦仁、金正喜等被逐出政坛。次年，金兴根成为领议政。朝鲜宪宗以后的礼讼表面上是争礼，实质上是争权，已被掌权者随意利用为王权合法性服务。 第五，褒扬安东金氏先祖，追尊纯祖和纯元王后。哲宗虽被安东金氏操纵，但两者在政治权威的构建方面是互利共生的，褒扬哲宗先祖可以巩固安东金氏的执政名分，而褒扬安东金氏先祖则有利于稳固哲宗的王权名分。哲宗二年，在哲宗婚配金汶根之女前，金汶根的高祖金济谦、曾祖金省行被赠谥“忠愍”“忠正”。哲宗八年，纯元王后去世，哲宗追封尊号，将养父纯宗追尊为纯祖。从这年开始，金氏先祖金昌翕、金昌集、金元行、金履安被追配石室书院，而金氏先祖配享的书院也被哲宗屡屡赐额。通过美化先祖谱系，安东金氏将家族塑造为儒林的名门正派，继续巩固纯元王后死后的执政名分。 哲宗在位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从即位年到二年的纯元王后垂帘听政时期、二年纯元王后撤帘还政到八年纯元王后去世、八年到十四年哲宗去世。可以说，哲宗王权在安东金氏的严密控制下极度弱化，这是朝鲜时代的王权遭遇外戚压制的空前形态。安东金氏压制了王室、儒林、言官，控制了备边司、议政府、六曹，在哲宗时期成为权势熏天的政治集团，虽然丰壤赵氏暂时屈服，但仍伺机而动，所以哲宗朝廷政治的核心主要围绕金赵两家的斗争展开。在此局势中，以往的士林政治遭遇重创，言官活动受到压制。由于哲宗懦弱无能，王权无法依靠士林得以伸张诉求，士林也无法依靠王权来重振气象。久而久之，国内民生和国外“洋扰”问题难以得到解决，民众起义和列强侵逼成为必然之势。
安东金氏在解决哲宗王权合法性问题的过程中，重点是围绕恩彦君李裀的历史问题而展开的，其中，哲宗家族“往事多难”中的最大历史问题是恩彦君李裀在“辛酉邪狱”中被赐死的事件。正祖在位期间，以洪凤汉、金祖淳、蔡济恭等为首的时派与以金龟柱、洪麟汉、沈焕之等为首的僻派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时派以正祖为后盾，僻派以英祖的贞纯王后为靠山。同时，天主教在朝鲜开始大规模传播，清朝神父周文谟入朝后发展更为迅猛，属于时派的李承薰、李家焕、丁若镛也因燕行使所购西学书籍而信仰或支持天主教。随着蔡济恭、正祖去世，纯祖即位，贞纯王后垂帘听政，僻派掌权，在纯祖元年（1801）以肃清天主教为旗号对时派展开清洗，李家焕、权哲身被杖毙，周文谟被枭首，李承薰、丁若钟等被杀，黄嗣永因帛书事件被凌迟，丁若铨、丁若镛被流放，蔡济恭因袒护天主教而被夺职，恩彦君李裀则因妻子、儿媳信教而被牵连赐死。这场清洗运动持续了整整一年，年终，朝鲜以纯祖名义发布了讨邪教文，“讵意极西方阴沴之气，闯入小中华礼义之邦”，视“极西方”为“小中华”的对立面，对此事件和诸多人员进行了定性和定罪。
哲宗即位后，纯元王后马上考虑到恩彦君李裀的这一“往事”已在国内各种公私文籍中留下记录，需要尽快“洗草”，消除历史问题对现实王权的不利影响。那么，需要洗草哪些历史档案？又要如何高效率、快节奏地洗草？郑元容提出一系列建议，展示了朝鲜的洗草机制。整体来说，朝鲜令吏曹及承政院组织专人在专门场所对《国朝宝鉴》《承政院日记》《日省录》进行洗草，抹除大臣台启的相关记载，同时令备边司行文各地方一并洗草。但是，一年多后，郑元容发现之前的洗草工作不够彻底，因为上述诸书的功能不一，且有些内容比较复杂。 首先，《国朝宝鉴》“异于纪事之史，专为后王讲读之书”，却有五条直呼恩彦君的名讳，仍不妥当。这五条分别是“此辛卯恩信君丧庀恤事也，此戊戌恩彦君宫收赎钱，令内司偿给事也，此己亥洪嫔丧时常溪君守殡官事也，此丙午沁都居住事也，此己酉迁园后召见事也”。如果删去，就要“全篇之改印，工役将为多日”。经过讨论，纯元王后、哲宗和诸臣一致同意：改印需要删改之篇，令户曹判书徐憙淳、大护军金鼎集监印，之前的版本直接洗草，改印好的版本颁赐给各处收藏并供奉到宗庙。 其次，《承政院日记》中有“纯庙朝壬午展谒显隆园后，辛酉事昭晰之教”，由于涉及圣德，教文中有“推本我先大王笃友之圣心，以示我万世子孙也”，且其政治义理乃“今日国家万世之本”，不适合洗草。另外，权敦仁发现贞纯王后死后的志状及正祖健陵、纯祖仁陵的志状中也有需要删改之处，但考虑到志状“非颁行文字”，所以他建议不必改印，“只令当删处割付，而精纸改为空付奉藏亦好矣”。 可以说，安东金氏为了确保哲宗王权的合法性，在宫中、府中和各道对恩彦君李裀的相关历史记录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审查和洗草。但纵然将全国上下的相关记载都洗草干净，当年“辛酉邪狱”后，朝鲜曾遣使赴京向清朝陈奏此事，奏文中涉及恩彦君李裀的定罪。这无疑将对哲宗的王权合法性形成更大威胁，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一旦清朝发现新王乃罪人之孙，难保不会有疑问或问罪。虽然朝鲜后期多在国内秘密举行各种“尊周思明”活动，但若考虑到一旦某种举措被清朝获悉，朝鲜的自我审查机制会异常灵敏。如哲宗即位之际，纯元王后改其名为“李曅”，但“曅”与康熙帝名讳中的“烨”音同，怕引起清朝责问，又改为“昪”。第二，随着18世纪穆克登划界及清朝的大一统，两国关系日趋稳定，政治互信显著增强，清朝对朝鲜情报的搜集越来越依靠朝鲜奏文，当年奏文很可能被编入历朝所编《清实录》《起居注》《大清会典》等史典中，如道光年间所修的《皇朝文献通考》就根据朝鲜奏文记载了四大臣“谋逆伏诛”的事迹，引发朝鲜辩诬。而且，《大清会典》自康熙朝创修，雍正、乾隆、嘉庆都曾增修，道光朝虽未修，难保咸丰朝不会增修，若当年奏文一旦被编入《大清会典》，严重程度不亚于朝鲜前期围绕《大明会典》展开的“宗系辩诬”。 因此，朝鲜决定遣使赴京陈奏，对当年自己写的奏文进行辩白，这意味着朝鲜为维护哲宗的王权合法性，将国内的洗草机制延伸到北京。哲宗二年（1851）初，朝鲜专门派出以正使金景善、副使李圭祊、书状官李升洙为首的陈奏使团，受纯元王后与哲宗嘱咐后，金景善表示：“今番使事，至重且大，彼中事殊不可预知，而第当殚心竭力。”为此，大提学徐箕淳执笔了陈奏奏文。 在奏文中，哲宗首先梳理了英祖以下的血脉分支、王位传承和各种事变，指斥金龟柱、郑厚谦等人在英祖时为污蔑洪凤汉而致使恩信君、恩彦君被流放，指斥洪国荣、金钟秀等人在正祖即位后利用“丁酉之变”逼杀恩全君李禶。接着，哲宗重点辩白祖父恩彦君在“辛酉邪狱”中的冤屈，把责任推到僻派领议政沈焕之身上，认为沈焕之借此铲除异己，“竟至有诬奏之举”。哲宗提到，康熙壬寅年间由于朝鲜诬奏而导致纯祖请求刊改《皇朝文献通考》相关记载，最终道光帝准许刊改。“小邦前后奏御之文，亦备内府编辑之列。凡天下同文之重，不以中外而有间也。然奏之自本国，编之在内府，则事之虚实，奏之真伪，专系于小邦”，因此，哲宗认为不能“只据辛酉之诬而为辞”，不如“早辨于未编书之前”。 朝鲜的陈奏文书呈达清朝礼部后，礼部建议：“当日上谕暨《会典》所载，并无李裀之名。昪以先世被诬，备陈枉抑，实属为人后者之至情，应如所请，许其昭雪。”刚即位的咸丰帝批准了这一建议。四个月后，陈奏使团归国，圆满完成任务归来，标志着朝鲜在国内外为恩彦君展开的“洗白”行动最终结束。纯元王后下教旨：“五十年幽枉之伸，今无余憾，莫非主上诚意所致，恩彦君内外祠版，遣正卿致祭。”使团书状官和首译呈上在华期间搜集的情报，即“闻见别单”，除介绍新皇咸丰帝即位以来的政坛动态外，还提到了一股滋扰南方的“贼匪”。 这些“贼匪”主要指广西各地的天地会起义。其实，朝鲜在哲宗元年（1850）七月就得到关于广西天地会陈亚贵率部起义的情报，当时纯元王后询问，正使李景在回答：“臣等留馆三十日，与彼人无相接，其里面则未能详知。而彼国所谓‘日报’者，如我国之‘朝报’，得以见之，果知有寇乱之事矣。”此年十二月，广西天地会起义已引起咸丰君臣的重视，却久剿无功，咸丰帝深忧之，命亲信近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赴湖南防堵。哲宗二年（1851）三月，朝鲜得知陈亚贵被擒杀，故而认为“不足深虑”。但后来的情形出乎全世界的意料，这股天地会起义的“贼匪”只是序幕，其后牵引出另外一股更大规模的“贼匪”，直到咸丰帝和哲宗去世后，这股“贼匪”才被扑灭，它就是重创清朝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另外，朝鲜除了关注清朝南方的“贼匪”外，也关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洋夷”动向，增强了朝鲜王权的危机意识和奉清观念。三、朝鲜对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注与应对
朝鲜哲宗（1849-1864）、咸丰帝（1850-1861）在位时间基本与太平天国的兴亡（1851-1864）相始终，此间，中国又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朝鲜也发生大规模的壬戌农民起义（1862），咸丰皇权和哲宗王权都面临重大考验。朝鲜对太平天国的情报搜集主要依靠赴京使臣的三个渠道：一是以京报、塘报为主的官方文书，二是在使行途中的见闻和情报刺探，三是与清朝知识阶层的交流。使臣归国后，国王都会召见正使、副使等询问清朝动态、朝鲜西北状况，书状官、首译也会呈上详细的“闻见别单”，系统汇报清朝最新要闻。 哲宗元年（1850）八月，使臣一方面高度评价咸丰帝“勤于为政，尤尚文治，凡于章奏，无不躬览，廷论得失，奖褒谠言”，另一方面报告了广西、山东、贵州、广东等各地“盗匪”和炽盛的“鸦片烟”，以至于纯元王后对鸦片烟产生忧惧。从哲宗三年（1852）始，朝鲜才真正获知太平天国的消息，如去年广西“贼匪”扩张数县及赛尚阿奉命征讨。此年秋，谢恩使徐念淳等人回国后，哲宗马上询问清朝动态，徐念淳报告黄河溃决、军需消耗而导致民穷财匮，担心“广西贼匪”会演变成“流贼李自成”，“不能无深远之忧矣”。 随着太平军攻占武昌，哲宗四年（1853）三月，使臣不仅报告了武昌之战的详情，还提到萧朝贵、洪秀全等人。对此，哲宗感叹“皇上之忧虑必多矣”，但据使臣观察，辽东兵和山西人“不知江南有难，以此观之，可知其乱之不大矣”，哲宗君臣认为太平军乃“乌合之类”和“鼠窃狗偷之徒”。哲宗四年（1853年）九月，使臣又报告太平军占据金陵、扬州、镇江、瓜州并挥师北伐进入河南，哲宗感叹“皇上必忧虑不少也”。哲宗五年（1854年）三月，朝鲜得知太平天国北伐军被僧格林沁与胜保击退，正使尹致秀庆幸清朝“数百年深仁厚泽，犹有余存”。虽然清朝的情报管控工作越发严格，“今番礼部之操束我人殊甚，不许街上出入，至于上谕、京报等文字，一切防禁，极其紧严”，但此时朝鲜已摸清太平天国基本情况：“贼魁杨秀清、洪秀全、林凤祥等始起于广西，连犯湖南、江西、湖北、安徽、江南后，分据江宁、扬州、瓜州、镇江、庐州。” 从哲宗五年十二月至哲宗九年（1858）九月，朝鲜使臣不遗余力探听太平天国各项消息，对向荣、托明阿、僧格林沁、骆秉章、曾国藩、胡林翼等将臣的攻势描写颇详。朝鲜使臣对咸丰帝多抱以赞赏和同情，“皇帝自临御以来，一念忧民，实心求治”，怎奈“匪扰一直未靖，饥馑连年荐臻”。在使臣观察中，中原“自兵兴以来，军需浩繁”，“国财匮乏”，物价腾贵，多次鼓励捐纳，黄河以南不少百姓不得不加入太平军，可见“中国之忧不但在于目下匪徒”。 从哲宗九年开始，朝鲜使臣也开始关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信息。如朝鲜得知广东将军穆克德讷驰奏洋人进入广州城，但由于朝鲜情报工作主要依赖于京报和塘报，所以对此事仍感疑惑：“夷系何人？窜入为何事？并无昭载于京报及塘报，只凭其传说闻之。”半年后，赍咨官李尚健报告备边司两个重要情报：一是“自相屠戮，势甚穷蹙”的“天京事变”，二是清朝与英法俄美签订《天津条约》。哲宗十年（1959）三月，书状官金直渊汇报“近年以来，洋夷渐炽”，昨年春，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虏不知下落，耆英因惧对方以战争恐吓，擅自回京，被咸丰帝“赐帛自裁”。哲宗十一年（1860），清朝已处于内外交困的悬崖边缘，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分别在南北制造压力。哲宗最关心太平军的动态，“彼地第一为忧者，贼匪也”。而“洋夷”威胁带来的压力，朝鲜不仅从搜集清朝情报上感知到，也通过日本方面提供的西洋情报感到形势危急。 此年十二月，赍咨官金景遂向备边司汇报了八里桥之战、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逃亡热河、火烧圆明园等消息，备边司马上建议应该遣使问安：“皇帝热河移跸，尚未还都，宜有专价奔问之举，使名以‘热河问安使’。”于是，哲宗十二年（1861）年初，朝鲜立即派出以赵徽林为正使、朴珪寿为副使、申辙求为书状官的热河问安使。三月，冬至使申锡愚等回国，报告此次“洋夷之变”及咸丰帝“猝然北狩”逃亡热河导致圆明园“颓垣破砾，满目愁惨”的情景。朝鲜君臣满怀忧虑，心情复杂，“皇驾至于北狩，则天下不可谓不乱矣”，担心清朝的祸乱会危及朝鲜，“洋夷既满皇城，则或恐因势东犯”，“南匪滋及近省，则或恐抢我西鄙”。申锡愚认为朝鲜之忧“在于方内，而不在外寇也”。此语成谶，次年，朝鲜爆发了大规模的“壬戌农民起义”。 朝鲜问安使到京后向礼部呈上表文申请赴热河行在问安，礼部转述咸丰帝上谕，命令朝鲜使臣到京后不用赴热河行在，同时赏赐国王及使臣。使团回国后，赵徽林报告咸丰帝逃出北京后，朝贡诸国中，只有朝鲜遣使问安，获得清廷的高度赞赏：“则今行即列国所无，东国独有之，此古之独朝之义，贵国一心事大之诚，深可钦叹，真是礼义之邦云云矣。”对此，哲宗表示：“当此艰危之时，其在事大之道，岂可无一番问安之礼乎？” 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清咸丰十一年（1861，哲宗十二年），咸丰帝在热河病逝，同治帝即位，朝鲜加紧情报搜集。哲宗指示使臣除打听新君诸臣外，还要重点关注“贼匪之猖獗，洋夷之往来”。哲宗十三年（1862年），使臣陆续报告了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䜣等辅政，曾国藩、骆秉章等剿匪，祁寯藻、李鸿藻等受重用事宜，清廷与“洋夷”正合力攻打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军与曾国荃等展开激战。而此时，朝鲜也陷入“壬戌农民起义”的冲击之中，“八域同骚，不安其居”，哲宗君臣应付不暇，促使朝鲜改革三政。哲宗去世前朝鲜接到的“贼匪”与“洋夷”的情报是在哲宗十四年（1863）十二月，赍咨官韩文圭报告备边司，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与“洋鬼子戈登”围攻苏州。 次年（1864，同治三年，高宗即位年），洪秀全病死，湘军破天京，李秀成被俘后被杀，幼天王洪天贵福和洪仁玕被凌迟处死。至此，奋战14年、纵横18省的太平天国起义落下帷幕。在朝鲜的观察中，除太平军这股最大的“南匪”，清朝尚有更多其他“贼匪”，“国势渐至板荡，而近年以来南匪外，如回匪、苗匪、捻匪、嘓匪、教匪、土匪等许多名目，在在猖獗”。可以说，太平天国引发全国范围内的起义，地方政府军事化成为趋势，清朝的统治根基已经崩溃，注定了未来在处理东亚、西方关系上遭遇挫败。 对“苦命天子”咸丰帝来说，太平天国起义伴随着他从即位到驾崩，连同第二次鸦片战争，成为他在位期间的心病。对朝鲜国王哲宗来说，太平天国“贼匪”和欧美各种“洋夷”也是他在位期间萦绕心头的一个阴影，成为朝鲜最关切的中国消息。但经过18世纪的交流、调适和反思，19世纪朝鲜的对华观念或“小中华”思想在王权式微、内忧外患的情势中已经出现重大转变。第一，与18世纪“无日不望其速亡”的心态不同，19世纪的朝鲜并未带着隔岸观火和幸灾乐祸的心情看待太平天国和咸丰逃亡，而是对清朝的兵乱忧心忡忡，君臣在交谈中是发自内心地期待清朝能早日平定叛乱，也寄望于清朝各种能臣的出现。第二，虽然清朝内乱不断，但朝鲜对咸丰帝个人的评价颇高，对其时运不济表达深刻的同情，此时朝鲜基本都是以“皇上”“皇帝”来称呼咸丰帝，以往的“胡皇”“清主”很少出现。咸丰帝逃往热河后，作为唯一赴京朝贡的属国，朝鲜的热河问安使行绝不只是一种政治形式。第三，面对“内而贼匪，外而洋夷，兵兴十年，天下多事”的清朝，朝鲜统治阶层对自身的内外处境充满了危机意识，一方面促成了朝鲜更加依赖清朝并结成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朝鲜更新传统的“华夷之辨”的内涵，使原来的攘“清夷”转为攘“洋夷”，为后来的“斥邪卫正”运动埋下了伏笔。
四、《廿一史约编》与朝鲜最后一次“宗系辩诬”
作为热河问安使团的副使，朴珪寿在1861年见证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后的惨状和太平天国等起义军对清朝统治的冲击，但他很快就体验了朝鲜内部起义军对朝鲜政府的冲击。1862年，朝鲜爆发壬戌农民起义（壬戌民乱），朴珪寿被任命为晋州按核使前往镇压。他上疏朝廷，说明此次起义的原因主要是“三政紊乱”对民众的“剥肤切骨”，“始因冤苦之极”，“即不过三政之俱紊”，对此，哲宗朝廷只能命令备边司厘革三政。显然，在金赵两家争权夺利和哲宗王权唯唯诺诺的情势下，民生问题和灾害瘟疫必然在虐政之下走向失控。哲宗时期瘟疫不断，死亡众多，民间盛传禁书《郑鉴录》宣扬郑氏将取代李氏。而壬戌农民起义又使哲宗王权尊严与安东金氏的执政名分受到打击，领议政金左根也受到丰壤赵氏的反攻。刚刚平定壬戌农民起义的哲宗喘息未定，他和安东金氏需要一个能为执政名分增光添彩的机会，借以纾解壬戌农民起义造成的冲击。
哲宗十四年（1863，同治二年）正月，曾在哲宗五年出使清朝的尹致秀上奏哲宗，提起自朝鲜针对《大明会典》《明史》《明纪辑略》关于太祖李成桂出身和建国记载开展的“宗系辩诬”，建议哲宗以三次“往事”为榜样，再举行一次“宗系辩诬”：臣适见近日自北购来，至有所谓《廿一史约编》者，其言本国条，宗系禅受之袭误肆诬，罔有其极……彼虽以不足辨之说，靳其或毁或改，吾之为先辨诬之义则尽矣。臣谓专价具奏，亟请镌正，即所以继述祖宗积诚祈恳之义，而可慰举国臣民崩陨痛迫之情也。伏愿先将臣此章，下之朝廷，以为广询博议之地焉。
尹致秀提到的《廿一史约编》确为“村学究兔园册子”，是清代文人郑元庆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出版的史学通俗读物。该书概括介绍从《史记》到《元史》共二十一史，又根据《吾学编》《通纪》等史书编成“后编”，专记明代史事。但郑元庆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因清朝在修《明史》但尚未颁布，一旦《明史》修成，自然此书就无甚价值了，所以他在“后编”前面专门说明：“第未经本朝颁定，似乎未可尽信，兹姑仍其旧说，约略成编，以自附于朦瞽之义。待史馆告成，此册竟作覆瓿可也。” 尹致秀提到《廿一史约编》中关于宗系的敏感记载，出自“后编”中的《朝鲜传》，其中有云：
洪武二年，王王颛表贺即位，诏封颛为高丽国王。子嗣（禑）嗣，相李仁任劫囚禑而立其子昌，仁任子成桂又废之，未几，国人又推立成桂，更名旦。徙居汉城，请更国号，诏更号朝鲜，子孙袭职。
质言之，令尹致秀“惊心痛骨，如不欲生”的其实只有八个字：“仁任子成桂又废之。”字虽寥寥，却如春秋笔法，重如斧钺，既将李成桂归为亲元反明派权臣李仁任的儿子，从血脉上否定了李成桂的王权合法性，又认定了李成桂废君篡权建国的事实，从道义上贬斥了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的义理。哲宗看到奏疏后，“惊痛之极”，马上在熙政堂召集大臣讨论此事。郑元容、金兴根、金左根、赵斗淳纷纷慷慨陈词，认为必须马上遣使赴京辩诬。朝鲜选定正使尹致秀、副使李容殷、书状官李寅命、首译李尚迪。备边司认为，此次陈奏之行需要户曹拨银五千两以备不虞。朝鲜敲定由金炳学执笔的辩诬奏文，哲宗召见三位使臣，期待使臣尽快完成任务，吩咐详细探察清朝动态及“近来贼匪”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此次“宗系辩诬”真的仅仅为了一本私人之书而大费周章吗？朝鲜王朝史料将那些真实的动机都隐藏了起来，而清朝大臣翁方纲在日记中却揭示了一个真相：
夜诣宝生，见高丽请雪冤辩诬奏文，大略言其祖李成桂无篡窃之事，《明史》已备列之，而《廿一史约编》则言成桂系李仁人之子，弑其君王瑶而自立云云，实为诬罔，请亟刊正，引乾隆年间敕谕为据。其意盖谓《通鉴辑览》与《明史》相抵牾，不敢斥言，故言《廿一史约编》耳。
换言之，虽然当年乾隆帝肯定了英祖的宗系辩诬请求，却在下令纂修的《通鉴辑览》中指斥了李成桂的篡权行为。但《通鉴辑览》毕竟是御制之书，朝鲜只好以《廿一史约编》来获得清廷对其祖先“往事”的再次纠正。 到达北京后，朝鲜陈奏使团与礼部进行了几次沟通。尹致秀在给礼部的呈文中提出删改办法，建议通报各省，并将刊刻新本传给国王作为证明。礼部上奏后，同治帝在给内阁的上谕中批准改正。使团首译李尚迪又提出进一步请求，将“仁任子成桂又废之”改为“王氏失政又无嗣继”，再次得到同治帝批准。这样的改法不仅完美澄清了宗系错误，遮盖了篡位事实，还描绘出高丽国王无论在政治还是在血脉上都无法继续执政的画面，导引出朝鲜人民自愿推选李成桂的逻辑。最后，根据礼部和内阁的建议，同治帝给出最终谕旨：
朝鲜国王先系源流，与李仁任即李仁人者，族姓迥别。我朝纂修《明史》，于其国历次辨雪之言无不备载。今昪因见康熙年间郑元庆所撰《廿一史约编》，记载其国世系多诬，籲请刊正。《约编》所称康献王为李仁人之子，实属舛误。惟系在《明史》未修以前，村塾缀辑之士，见闻未确，不免仍沿明初之讹。今其国奉有特颁史传，自当钦遵刊布，使其子孙臣庶知所信从。《约编》一书，在中国久已不行，亦无所用其改削。着各省学政通行各学，查明晓谕，凡朝鲜事实，应以钦定《明史》为正，不得援前项书籍为据，以归画一而昭信守。
其实，同治帝谕旨行文基本套用当年乾隆帝关于英祖辩诬《明纪辑略》的格式，虽然同治帝谕旨并未下令刊改此书，但对于朝鲜使臣来说，同治帝的这道谕旨标志着此次辩诬任务已经圆满完成。因为同治帝的上谕是最高权威文件，一方面肯定了哲宗的辩诬行为，为朝鲜接下来的庆典提供了礼法性依据，另一方面也以最高指示的名义令全国各省都了解此事，今后凡涉及朝鲜史事一律以《明史》为准。 陈奏使团从北京开拔后，将同治帝的谕旨驰报国内。哲宗下令举行“告庙颁教陈贺”典礼，上告宗庙，下布黎民。群臣上奏夸赞哲宗，以宣祖辩诬后的仪式为例，请求给哲宗上尊号。其实从一开始，尹致秀“惊心痛骨”地上疏请求辩诬，就已在为哲宗上尊号打基础了，无论安东金氏还是哲宗都是心照不宣的。对此，哲宗表示不敢与宣祖相提并论，且宗系辩诬“即吾行吾家之事，则乃常事也，有何功德之可以称道者乎？”郑元容、金左根、赵斗淳、金汶根、金炳冀、金炳国、金炳学等率领群臣上奏三次，率百官“庭吁”多次，前后共请求十六次，哲宗最终答应上尊号，成立“上尊号都监郎厅”。陈奏使回京后，哲宗举行盛大的上尊号、庆陈贺典礼，哲宗尊号为“熙伦正极粹德纯圣”，哲仁王后尊号为“明纯”。哲宗还向全国颁布教文，举行大赦，各官加资，在科考中设立庆科，使团人员获得赏赐。因哲宗和王后都上了尊号，朝鲜又修订了王室宗谱如《璿源谱略》《国朝御牒》《王妃世谱》，凡上尊号、修宗谱的大小官员又都得到赏赐。 此次宗系辩诬，是朝鲜辩诬传统这一“祖宗家法”的回光返照，由哲宗与安东金氏合作完成，朝鲜已将明帝颁皇旨与清帝颁皇旨等量齐观。显然，朝鲜君臣坚信此次辩诬必然成功，一是对清朝始终毕恭毕敬，尤其是热河问安使行表明了朝鲜是唯一忠诚恭谨的属国，清朝肯定会有所回馈，二是有宣祖和英祖时期的先例可循，三是使臣都有多次访华经历，与清朝大臣文士联系紧密，且朝鲜备足了银两进行外交公关。在壬戌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朝鲜君臣都需要一次胜利，这场胜利不仅关乎王权的威严和安东金氏的统治，还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宗系辩诬成功后的庆祝仪式本身就是一场权力重塑和利益分配的盛宴，无论是上尊号、修宗谱，所有相关人员都得到了赏赐，从大臣到罪犯，升官发财、免除罪行，各取所需，各得所求。这场庆典已成为朝鲜辩诬传统中“必要的作假”，其中的“造势”“宣传”经过哲宗、安东金氏和官僚集团的精心策划和默契配合，目的是在合适的时机让“我们”和“观众”看见，“纵然本来有真的东西，但‘他们’展示的方式和动机却永远是虚伪的，以利己为唯一目的”。然而，这场巩固哲宗王权和安东金氏执政名分的仪式表演难以遮盖严峻的时局和民众的苦难。“势道政治”“不仅没能解决当时严重的时代问题，现在连维持现有体制都变得困难，国家权力和官僚体制成了被否定的对象。” 由于此次宗系辩诬的成功，哲宗终于在其统治第十四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尊号。此年十一月，哲宗岳父金汶根去世，金炳国又怂恿哲宗给纯元王后和神贞王后上尊号，但还未举行上尊号仪式，十二月，哲宗就因病去世，享年仅23岁，像宪宗一样没有留下子嗣，但大臣在哲宗悼文中将“宗系辩诬”列为一项功绩。当月，就像十四年前一样，神贞王后赵氏如法炮制，选取王族远支兴宣君李昰应之李命福为养子，继承翼宗大统，改名李熙，成为高宗，丰壤赵氏实现政治翻盘，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从此没落。在高宗时代，哲宗时期不少大臣成为影响朝鲜国运的推手，如金炳国拥护大院君的行动、朴珪寿的开化和脱华思想等。最终，朝鲜在经历内外飘摇后，被逼脱离清朝，成立大韩帝国，被日本吞并。
结语
长期以来，学界在研究朝鲜王朝对华关系的转变上多偏重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明清中国政治变化的外来刺激对朝鲜王朝的冲击，二是强调朝鲜王朝基于华夷思想或义理观念对中原政治的回应，但这无意中忽视了朝鲜内部政治和社会变动推动朝鲜对华关系变化的根本事实，也遮蔽了朝鲜王权和各政治集团借助对华关系而追逐政治利益的灵活手法。 19世纪的朝鲜王权面临空前的内外形势。此时的王权已被“势道政治”严密控制，垂帘听政成为纯祖、宪宗、哲宗、高宗即位初期的固定步骤。一方面，安东金氏已凌驾于王权之上，成为高宗之前朝鲜事实上的最大执政集团。另一方面，洪景来农民起义、壬戌农民起义对朝鲜统治根基造成剧烈冲击，天主教的传播动摇了朝鲜以儒学为主的思想秩序和统治名分。而对朝鲜王权必须依傍的清朝来说，各地起义从乾隆去世前后就此起彼伏，咸丰时期以太平天国为中心形成全国范围的内乱，以满族和八旗兵为中心的军政体制基本瓦解，西方列强的入侵成为心腹之患，以清朝为中心的东亚秩序面临着从“天下”到“万国”的痛苦转变。空前的内外形势决定了朝鲜王权在运作机制和对华关系上势必出现一些新变化。 与以往朝鲜国王通过各种手段伸张王权不同，由于哲宗王权深受安东金氏控制，所以哲宗时期无论在王权运作还是史册辩诬、对华关系等方面基本上是安东金氏主导的，或是安东金氏与哲宗合作完成的，毕竟安东金氏已控制了议政府、备边司等最重要的内政外交部门。在“势道（世道）政治”的控制下，“凡军国机务，百官状奏，皆先咨于世道，而后奏于王，亦先询于世道而后决。威福在手，与夺唯意，举国奉事世道如神明，一忤其旨，祸患立至。” 深受英祖以来各种政治斗争的摧残，哲宗作为屡出“逆贼”“罪人”家族的后代和金赵两家政治斗争的棋子，王权合法性和人身安全随时面临威胁，因此他必须紧密依靠安东金氏，建立互利共生的关系，与其说是被安东金氏压制，不如说是哲宗寻求安东金氏的保护。另外，为巩固各自的执政名分，应付来自国内和清朝皆有的“贼匪”“洋夷”的冲击，哲宗和安东金氏也将自身紧紧捆绑在清朝的封贡体制内，加强与清朝的合作，在18世纪稳定的宗藩关系基础上，又因唇亡齿寒和同病相怜的艰危时局，形成了空前的“奉清”“尊清”观念。 由此，朝鲜王朝对华关系的转变，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内部的权力构造和政治生态所决定的。具体来说，无论是“士林政治”“荡平政治”，还是“势道政治”“大院君政治”，此起彼伏的权力集团借助不同的话语和行动，既互相争斗，又与王权交锋，但又需要借助王权和皇权的名义宣示胜利，势必影响到对华关系的进展和对华话语的表述，但朝鲜对华话语的表述又深藏着诸多内部政治的是是非非、分分合合与虚虚实实。从共时角度而言，为了角逐政治利益，朝鲜王权及各政治集团在对清问题上往往彰显春秋大义和华夷之辩，在文本、辞令、仪式上虚张声势，而在布局和行动中却狐假虎威、别有所图，这就可以解释朝鲜对清关系的口号仪式与外交实践间为何存在矛盾或张力。从历时角度而言，我们应该甄别，随着19世纪晚期清朝的衰落和日本的崛起，加之朝鲜与西方列强的接触日繁，朝鲜出现了开化思想和脱华思想，这又反过来强化了“尊周”情绪，并把这些情绪弥漫、侵袭到对朝鲜后期的历史书写和文本建构中。 所以，从权力构造和政治生态来看，哲宗时期的王权运转、史册辩诬与对华交涉是紧密关联的，无非是要解决源于历史问题和现实威胁的王权合法性危机。19世纪是朝鲜礼讼的高峰期，反映了政治斗争的激烈和王权的弱化。从即位到去世，因“往事多难”，哲宗采取了一系列尊祖的措施，包括恢复家族名誉、洗草恩彦君敏感记录、为恩彦君辩诬、追崇纯宗为纯祖、围绕《廿一史约编》举行宗系辩诬等。这一切都得到安东金氏的主导或积极支持，因为尊祖的实质是尊王，即确立哲宗的王权合法性，而尊王的效果也是尊金，即强化安东金氏的执政名分。不宁唯是，安东金氏也采取了一系列尊祖措施，如表彰金氏先祖、赐额金氏配享书院等，某种程度上都是在重塑“往事”。 另外，哲宗和安东金氏的尊祖行为也凸显了朝鲜谱牒学的发达。哲宗辩诬后上徽号，马上修订《璇源谱略》《国朝御牒》《王妃世谱》。为确立王权合法性，朝鲜修订族谱与宗系辩诬、洗草记载、纂修史册等活动是一脉相通的，体现了朝鲜官方史学成为王权与各方势力的竞技场，为确保自身的权力谱系和现实名分，修改史书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政治手段。所谓“史册辩诬”，一定程度上是朝鲜将国内的修史文化和洗草机制延伸到对华关系中。 然而，朝鲜谱牒学的发达也反映出朝鲜半岛自新罗以来地方精英的树大根深，这些地方精英在高丽和朝鲜时期又演化为地方豪族和两班势力，进而形成带有地方博弈和党争色彩的“士林政治”“荡平政治”“势道政治”，对王权形成强大钳制和威胁。因此，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表面上是外戚专权，实质上仍是延续了新罗、高丽、朝鲜王朝的地方精英力量，对中央和王权构成挑战。这说明朝鲜王权无法像中国皇权利用科举制达到稀释地方力量、巩固中央君权的目的。因此，朝鲜王权焦虑脆弱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问题，可见朝鲜王朝并非铁板一块，是一个由诸多地方集团拱卫、博弈的儒学官僚政权，这就启发我们在观察朝鲜内外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它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哲宗在为祖父恩彦君的“往事”辩诬和为太祖李成桂的“往事”辩诬的时期，清朝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朝鲜积极搜索各方情报，保持高度关注。其实，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都与天主教和西洋势力有着莫大关系，这些“贼匪”和“洋夷”令朝鲜触目惊心，比起清朝战乱带来的唇亡齿寒，“中国事诚万万忧悯”，朝鲜更加焦虑的是讲和之后西洋伦理对自身的冲击：“且闻彼之所讲和云者，不徒交易之计而已，以其蔑伦悖常之术，欲为传染于四海者也。”朝鲜并未像18世纪以前那样期待清朝的崩溃，“胡无百年之运”的观念破产后，19世纪朝鲜对清朝的衰落产生深深的忧虑和强烈的不安全感，但又必须紧紧依靠清朝，因为朝鲜也面临着民众起义和西洋入侵的威胁。在历经英正时代与清朝的热烈交流与和平相处后，朝鲜已减轻了对清朝的敌视和鄙夷态度。哲宗时期著名译官李尚迪等人与清朝文人的交流，显示出朝鲜知识精英和中人阶层对两国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朝鲜“邪狱”案件和清朝“洋夷”消息产生了一个反作用力，使朝鲜提高了对洋夷的警惕，进一步削弱了对清朝的敌视，加强了对清朝的依赖。此时期，君臣议论中基本不见“胡皇”“清主”，更多的是自然流露的“皇上”，常以“中国”“天下”指代清朝，尊奉清朝、警惕洋夷成为这一阶段朝鲜“小中华”思想不同以往的重要特点。 于是，哲宗时期的王权集团貌似在礼法上尊祖、尊周、尊明，在儒学上尊朱，但其权力诉求基本指向尊王，又需借助尊清来稳固，这也是尊金（氏）的执政集团乐见其成的。这一系列看似矛盾却真实存在的仪式奇妙地交错在一起，凸显了朝鲜对华关系中的政治逻辑和权力意志，也阐明了东亚王权在面对历史与他者时的复杂的合法性焦虑。因此，不堪“往事”与陌生“贼夷”对朝鲜王权既是挑战，亦是机遇，那就是：重构历史，服务现实政治；制造他者，缓解内部危机。
本文作者黄修志，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原文载《世界历史》2022年第2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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